建设科技

无论什么时候,人都不能没有梦想

 

我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无线电工程师,1974年突然降临了一个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那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一名知识青年,有幸被推荐上了大学,可学的不是我打小就喜欢的无线电,而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医学。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付出,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变成了当一名好医生。

在北京第二医学院,我成了每天学习到最晚的人之一。为了学好解剖,我把人的头颅骨借到宿舍,在二层铺上,我抱着它反复地琢磨,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当我一睁眼,吓了一大跳,那个头颅骨正和我躺在同一个枕头上。

我学的是儿科,可毕业后却被分到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说心里话,那时我也有过顾虑,在这儿,我能干出什么来呢?带我实习的老师对我说:“你可别小瞧这放射科大夫,本事大,本事小,全凭一双眼。练出来了,病人得福;练不出来,病人也就跟着你一块儿遭殃。”我想,我一定要练出一双火眼金睛,一定不能因为我的疏漏,耽误了病人。

记得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一天,科里突然通知我去查房。我边走边想:“我一个放射科医生查什么房啊!”到了病房才知道,是我们的院长、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诸福棠院士,亲自带着我们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他一边询问孩子的病情,一边查看检验结果,还不时地考查我们对X光片上病变的诊断。

他的专注和一丝不苟,让我懂得了,只要是为了孩子能够恢复健康,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每一个岗位都应该尽职尽责。

1988年,医院新添了第一台B超机,我被抽调去组建B超室。B超和放射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儿科B超当时在国内几乎是个空白。说老实话,我连B超机长什么样儿都不知道,一切只能从头学起。当我看到忧心忡忡的患儿家长、哭哭闹闹的患病孩子、熙熙攘攘的就诊大厅,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抱着让孩子健康平安的愿望走进医院,而帮助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去圆那个即将破碎的梦,是医生的责任,更需要医生的坚守。

就这样,我在B超机前一干就是30年,虽然手里拿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探头,但我心中的梦想很大,那就是不能让一个孩子在我的手里漏诊、误诊。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B超图像仔细地研究分析。别人看这些血肉模糊的照片会觉得反感,我却觉得里面蕴含着无穷的知识和乐趣。因为每一次研究,都会让我的眼光更准确一些,让我离梦想更近一些。

多年来,由于我的诊断比较准确,每当碰到疑难病例的时候,医生们都会在B超单子上写上“贾立群B超”。做完了,有的家长还用手指着B超机问我:“大夫您做的是‘贾立群牌B超’吗?”这个误会让我感到了温暖和信任。

我也承诺,只要患儿需要,我24小时,随叫随到。有一个休息日,我正理发呢,突然接到医院的急诊电话,我刚理了左边,右边还没理呢,马上就停下来,立刻赶往医院。最多的一天夜里我被叫起来19次,我家就住在儿童医院旁边,每次都是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到医院。我爱人心疼地说:“你这一宿啊,净在这儿做仰卧起坐了。”

为了感谢,很多家长给我送红包,我说这不行,不能要。可家长们都以为我客套,就硬往我兜里塞,我就躲,来回地撕扯,白大褂的两个兜全给撕耷拉下来了,而且这样推来搡去的也很耽误工夫。我干脆就把两个兜给撕下来了。同事们看见了说:“主任,您这白大褂怎么没兜呀,看着特像厨房大师傅。”我一听,也对呀,就又把两个兜给缝回去了,还特意从里面把兜口也给缝死了。再有家长塞钱的时候,怎么塞也塞不进去,就纳闷,我说:“兜缝着呢,您甭塞啦。”这样家长们就放弃了。

面对医生,不少小孩都哭着闹着害怕检查,我除了耐心哄着这些孩子之外,有时候还得配合他们一些“非正常”的要求。有一次,检查前,家长抱着大哭的孩子说:“大夫,您能把白大褂脱了吗?我们家的孩子一看见白的就害怕。”为了让孩子顺利检查,我把白大褂脱下来了,露出里面的羊毛衫。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又说:“您那毛衣上还有白色的条块,您能不能把毛衣也脱了呀?”好在我里面还有一件衬衣,正好是蓝色的,孩子这才安静下来,做了检查。

有人问我,这么不合理的要求,你怎么还答应啊?可在我看来,只要不耽误孩子看病,一切都值得。我也有孩子,家长疼爱孩子的心情我最能理解。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为了多检查一些患儿,对于我的孩子和家人的合理要求,我却常常要说一个“不”字,心里对他们也积攒了很多个“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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