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无线电工程师，1974年突然降临了一个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那年，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作为一名知识青年，有幸被推荐上了大学，可学的不是我打小就喜欢的无线电，而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医学。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付出，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梦想变成了当一名好医生。

在北京第二医学院，我成了每天学习到最晚的人之一。为了学好解剖，我把人的头颅骨借到宿舍，在二层铺上，我抱着它反复地琢磨，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当我一睁眼，吓了一大跳，那个头颅骨正和我躺在同一个枕头上。

我学的是儿科，可毕业后却被分到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去的放射科。说心里话，那时我也有过顾虑，在这儿，我能干出什么来呢？带我实习的老师对我说：“你可别小瞧这放射科大夫，本事大，本事小，全凭一双眼。练出来了，病人得福；练不出来，病人也就跟着你一块儿遭殃。”我想，我一定要练出一双火眼金睛，一定不能因为我的疏漏，耽误了病人。

记得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一天，科里突然通知我去查房。我边走边想：“我一个放射科医生查什么房啊！”到了病房才知道，是我们的院长、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诸福棠院士，亲自带着我们几个不同科室的年轻医生一起查房。他一边询问孩子的病情，一边查看检验结果，还不时地考查我们对X光片上病变的诊断。

他的专注和一丝不苟，让我懂得了，只要是为了孩子能够恢复健康，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每一个岗位都应该尽职尽责。

1988年，医院新添了第一台B超机，我被抽调去组建B超室。B超和放射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儿科B超当时在国内几乎是个空白。说老实话，我连B超机长什么样儿都不知道，一切只能从头学起。当我看到忧心忡忡的患儿家长、哭哭闹闹的患病孩子、熙熙攘攘的就诊大厅，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抱着让孩子健康平安的愿望走进医院，而帮助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去圆那个即将破碎的梦，是医生的责任，更需要医生的坚守。

就这样，我在B超机前一干就是30年，虽然手里拿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探头，但我心中的梦想很大，那就是不能让一个孩子在我的手里漏诊、误诊。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手术室看手术，还把手术中切下来的标本拍成照片，晚上回到家对照B超图像仔细地研究分析。别人看这些血肉模糊的照片会觉得反感，我却觉得里面蕴含着无穷的知识和乐趣。因为每一次研究，都会让我的眼光更准确一些，让我离梦想更近一些。

多年来，由于我的诊断比较准确，每当碰到疑难病例的时候，医生们都会在B超单子上写上“贾立群B超”。做完了，有的家长还用手指着B超机问我：“大夫您做的是‘贾立群牌B超’吗？”这个误会让我感到了温暖和信任。

我也承诺，只要患儿需要，我24小时，随叫随到。有一个休息日，我正理发呢，突然接到医院的急诊电话，我刚理了左边，右边还没理呢，马上就停下来，立刻赶往医院。最多的一天夜里我被叫起来19次，我家就住在儿童医院旁边，每次都是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我赶紧穿上衣服，跑到医院。我爱人心疼地说：“你这一宿啊，净在这儿做仰卧起坐了。”

为了感谢，很多家长给我送红包，我说这不行，不能要。可家长们都以为我客套，就硬往我兜里塞，我就躲，来回地撕扯，白大褂的两个兜全给撕耷拉下来了，而且这样推来搡去的也很耽误工夫。我干脆就把两个兜给撕下来了。同事们看见了说：“主任，您这白大褂怎么没兜呀，看着特像厨房大师傅。”我一听，也对呀，就又把两个兜给缝回去了，还特意从里面把兜口也给缝死了。再有家长塞钱的时候，怎么塞也塞不进去，就纳闷，我说：“兜缝着呢，您甭塞啦。”这样家长们就放弃了。

面对医生，不少小孩都哭着闹着害怕检查，我除了耐心哄着这些孩子之外，有时候还得配合他们一些“非正常”的要求。有一次，检查前，家长抱着大哭的孩子说：“大夫，您能把白大褂脱了吗？我们家的孩子一看见白的就害怕。”为了让孩子顺利检查，我把白大褂脱下来了，露出里面的羊毛衫。可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家长又说：“您那毛衣上还有白色的条块，您能不能把毛衣也脱了呀？”好在我里面还有一件衬衣，正好是蓝色的，孩子这才安静下来，做了检查。

有人问我，这么不合理的要求，你怎么还答应啊？可在我看来，只要不耽误孩子看病，一切都值得。我也有孩子，家长疼爱孩子的心情我最能理解。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为了多检查一些患儿，对于我的孩子和家人的合理要求，我却常常要说一个“不”字，心里对他们也积攒了很多个“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