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萍，女，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武汉 )。

“无为”在现代汉语中通常与“慵懒”“碌碌”等词连用，表示无所作为的意思。事实上，“无为”曾是一个具有丰富意义的文化概念。春秋已降，“无为”便广泛存在于各种思想系统和文化潮流中，并不断被历代思想家所接受和解读。尤其是老庄道家的哲学化建构，更使得“无为”成为实现道家中心价值的“原则性方法”。①相较于古典时期，近代以来，“无为”概念一方面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多样的意义解读，另一方面，其意义空间又不断被压缩，并最终成为束之高阁的历史遗物。可以说，“无为”内涵的这一矛盾发展，是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困境中产生的特殊产物，值得关注。因此，本文将通过鸦片战争时期、维新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三个时段来对“无为”概念的近代转化轨迹及其文化意义等相关问题做若干讨论。

一、“天不变，道亦不变”：“无为”与“经世”的相济互用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坚船利炮使得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破产，也打破了清朝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状态。古老的城门被迫开放，清政府内部腐败的统治、落后的生产、严重的社会危机愈加凸显。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城下之盟的屈辱，使国人深刻意识到原本存而不论的“四夷”其各方面实力已经远远超过自诩为中心的“天朝”。国家内外危机重重。面对如此困境，士大夫们不得不痛定思痛，“重新标举清初实学的经世致用精神，要以传统的重实用的思想，在封建国家的危机面前寻求一条革新除弊的道路”②。于是，在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下，“无为”概念的内涵和意义也随之改变。

魏源是近代中国首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本着经世致用的社会改革原则，赋予《老子》以“救世”的责任和价值。在魏源这里，“无为”是一剂救世治国的药方，能够帮助清政府“诊治调息以复养其元”③。面对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困局，他认为其病症首先在于为官者唯利是图。究其原因，就是不能“以无欲为体，以无为为用”。“无欲”与“无为”是不可分离的体用关系，偏执其中任何一方，都会导致对老子的误读。“诸子不能无欲，而第慕其无为，于是阴静坚忍，适以深其机而济其欲。庄周无欲矣，而不知其用之柔也；列子致柔矣，而不知无之不离乎有也。故庄、列离用以为体，而体非其体，申、韩、鬼谷、范蠡离体以为用，而用非其用，则盍返其本矣！”④庄子、列子舍无为而无欲，使无欲成为虚无之学；申、韩、鬼谷、范蠡等人舍无欲而无为，又使无为成为机巧之术。这两种偏差都会导致社会的混乱。特别是后一种“舍无欲而无为”，更是清末社会不治的主要原因。《默瓠下·治篇十一》中“鄙夫”的行为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时社会“舍无欲而无为”的状况。“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⑤鄙夫以“富贵”“私党”为人生目标，于此目标无益之事他们一律不作为。他们的人生看似“无为”，实则“有为”，其“为”是建立在私欲私利、富贵权力基础上的“为”。正是在此基础上，魏源反复强调“无为之道，必自无欲始也”⑥。那么，无欲无为是否拱手默坐，拒绝所有欲望呢？魏源指出：“其‘无为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争故莫争；‘图难于易’，故终无难；‘不贵难得之货’，而非弃有用于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尝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并常事去之也；‘治大国若烹小鲜’，但不伤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为进，以胜为不美，以无用为用；孰谓‘无为’不足治天下乎？”⑦魏源并不排斥正常生活所需的“用”，也并非理想化地不用兵、不治国，他在结合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以“经世救国”为原则赋予《老子》之“无为”以合理性。如果说“无为”在《老子》中还具有“理想性”，是一种似有实无的原则性方法，那么在魏源这里，“无为”就是具体可行的治国方法，是改革社会痼疾的一剂汤药。

同为经世学代表人物的曾国藩，又将“无为”置回修养心性之域。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将空谈心性的理学与主张富国强兵的经世之学结合，以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为主要目的，兼容吸收各种实用理论与方法，以解决现实问题。诚如赵载光先生所说，曾国藩的“经世致用始终围绕着修己治人的伦理政治核心”，“他的经世之学把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与修己治人的政治伦理紧密结合，他自己称之为礼学”。⑧于是，“无为”概念在曾国藩思想中首先表现为心性修养与实事实功的结合。一方面，在经世思想影响下，曾国藩指出“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⑨，并屡屡强调“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曾国藩亦注意到，“勤”还需要道家心性修养功夫加以调节。同治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见纪泽儿体气清瘦，系念殊深。或称其读书太勤，用心太过，因教以游心虚静，须有荣观宴处超然之义。”⑩同年三月致沅弟信中再次指出：“而治事之外，此中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这里的游心虚静、豁达冲融都可以看作是道家“无为”思想的具体表现。尤其是“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正是其礼学思想的典型观念，是实事实功与修己治人的有效结合。同时，曾国藩在其日记中指出：“思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净、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无为”作为圣人不言的内容之一，当以之为体，存之于心。可以说，曾国藩以体用关系论说道家与其他诸子之学，其旨亦在实现其礼学思想中心性与经世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