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随着科技与人文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1]，科技异化日益严重，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深重的灾难，这迫使思想界做出科技与人文理解、沟通、对话的努力，以期将当代科技导入与人文汇通的发展轨道。但古老的中医学为我们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情形，其“基线是人文与科技共轭的”，甚至堪称“人文主义科技的典范”[2]。所谓“共轭”通俗地说就是“孪生”，或者“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此，陈可冀院士借以说明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那么，这一“共轭”思想的逻辑依据是什么？在中医学中又是如何体现的？

1 中医学科技人文“共轭”思想的逻辑依据

科技与人文分别以自然、社会为各自的研究对象，中西方思想领域都认为人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因而医学现象中的科技人文关系问题又总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相关联。

1.1 人的自然属性

中医学认为，人类是自然界演化到一定序列(阶段)的产物，有天地而后有万物而后有人类。《素问·阴阳离合论篇》云：“天覆地载，万物方生。”《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人以天地之气生。”人禀天地之气而生，其身形藉天地之气凝聚而成，盖“气合而有形”(《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而气作为生成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是充塞于宇宙中、无形质可见的(肉眼看不见形质)、活力很强的、不断运动着的极细微物质。可见，中医学关于“人禀天地之气而生”的观点，意味着从本体论的高度把人看成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从而在源头上肯定了生命的自然属性——物质性，正如恩格斯[3]所说：“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结果”“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人们愈会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3]146。

1.2 人的社会属性

《说文解字》释“社”云：“地主也。从示土之云。”其本义指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后来逐渐引申为特定土地上人的集合或组织形式。在社会学中，社会的本质是人及其组织形式，是人们通过交往形成的关系的总和。换言之，人总是社会的存在物，社会是人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又一外在环境。马克思[4]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恩格斯[3]139则认为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

中医学对于人的社会属性有着高度的自觉，它主张把人放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从心理、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探讨人的生命活动，进而阐明社会环境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以及防病治病的规律。如《素问·疏五过论篇》云：“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

1.3 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以“形与神俱”为中介达成统一

天地生人者也，生人者父母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故天有精，地有形……故能为万物之父母。”而中国古代哲学则有“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诸论。一如子女之必然携带父母基因，人类必然携带天地自然的“基因”，天地自然在生人的过程中必然将其“基因”嵌入人类生命，因而人与自然界之间有着一种先天的“血缘”关系。这在中医学表述为 “天人一气”“天人相应”“天人一理”“天人一体”等。如《丹台玉案·虫门》所云：“人之气，即天地之气也。”又如《医门棒喝·温暑提纲》云：“人身一小天地。”在恩格斯[4]则表述为人与自然界的“一致性”。由于中医学认为人有着“形”与“神”两个方面的规定，只有“形与神俱”(《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方为完整的人。因而，这种“一致性”就不仅表现在人的身形结构上(形)，而更为本质的则是表现在生理功能、心理活动及其规律上(神)。正是人身之“神”所具备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运动等各种功能，成为人与自然界乃至与社会保持联系的纽带。作为自然界存在物的人，正是通过自身的“神”编织出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每一个成员都作为网上的一个“结”同他人发生着关系，从而维持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并因于社会秩序而生存。没有必要的社会秩序，社会处于混乱状态，人类就没有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这便是社会环境变化对人的心理、生理、健康、疾病以及治疗的制约。如此，人与自然的一致性经由“形与神俱”的“神”进一步向社会传递延伸，便衍生出自然与社会的一致性，在这里“形与神俱”成为达成自然与社会一致性的“桥梁”。人道为天道之继，社会结构、人性道德、社会规律实际上即天地自然之“道”的延伸与体现。正如张岱年[5]先生等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公认，人是自然界演化的产物，是万物中之一物。这就必然得出人依存于天的结论和天本而人末的结论” “中国古代哲学家往往以天道为人道之本，而以人道为天道之归，天道、人道的关系乃‘发本’与‘要归’的关系”[5]195。正其如此，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总和的道德观念，在中医学中总是与自然维度的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类经·论治类》云：“道德稍衰，天真或损。”